第五章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军千骑归

臂大大地张开，一言不发。

    黄昏后，中央第二纵开始过江。而此时敌人的飞机、远程炮火已经可以打到浮桥附近。由于携带大量机械、重型武器等辎重，部队过江的速度缓慢，不时有战士们拉着机器设备在桥上经过时被炮火击中，造成死伤的同时也形成更缓慢的拥堵。可以说队伍每向前一步，都有负责阻击的红军战士们在流血牺牲。

    张慕癞与红１０团汇合后，劫后余生的战士们欢呼起来。若是再晚来一刻，这些红军战士们恐怕都不能幸免于难。近千人的部队，剩余４００多人，伤亡超过半数以上，可见战斗之惨烈。张慕癞不等打扫完战场，就带着警卫战士策马去三官堂祠堂红三军团指挥部报道。指挥部里，终于见到了彭得怀。

    彭得怀，湖南湘潭乌石乡彭家围子人，毛委员同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师长、军长、三军团总指挥，华共中央副主席；长征后期担任过以毛泽冬同志为政治委员的陕甘支队司令员；到达陕北以后，担任过红军前敌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华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华成立以后，担任华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华共中央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华国副总理兼国防部长。７４年蒙冤而死，终年７６岁，这是华国唯一一个一生都无子女的元帅。

    不待寒暄几句，张慕癞就直奔主题道：“彭指挥，这样下去不行啊！我们的红军战士还在浴血阻击敌人，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流淌着战士们的鲜血。敌人正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稍有迟疑中央就会陷入敌人的包围，眼下我看见中央纵队携带许多暂时用不着的机器设备，严重影响过江速度，可否电告中央立即抛掉辎重，轻装快速前进？”1916年就当兵，作为打了近20年仗的彭老总哪会不明白这些，苦笑道：“你这个伢子呀，很多事情不了解。你当我没向中央提过吗？可人家不听你的呀！我只是三军团的总指挥，可不是三人团的总指挥啊！”来自后世的张慕癞当然明白彭总所说的三人团指的是谁。

    “三人团”是准备长征的华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掌管中央和红军的最高权力。其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谷负责，军事上由李得负责，周嗯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从分工可以看出，博谷和李得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嗯来只是一个“管事成员”。博谷时任临时中央总书记，“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李得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博谷由于不懂军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得，把军事指挥权让给这个外国人。李得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

    当时，“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1931年11月25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

    张慕癞也知道博谷、李德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李得这个德国鬼子，原是奥地利人，参与了巴伐利亚苏维埃的建立，后来越狱跑到苏联，因为和王明熟，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由于共产国际驻华军事代表兼华国中央总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迟迟未到上海，所以“从第一天起”，李得（奥托·布劳恩）“就不得不作出军事上的判断和建议”，开始参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指导。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房子里按地图指挥战斗，结果导致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致使红军被迫退出中央苏区，而他本身只指挥过一个骑兵旅，使红军踏上了悲壮的长征路程。

    难道就这样坐视不理，眼看历史重演吗？张慕癞脑海里又一次浮现血红色的湘江水，暗暗下定决心。“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