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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七节 税制改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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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越来越不能接受商业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业是逆道德的,当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许多大慈善家,但这改变不了商业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是竞争,就是优胜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强者取代弱者,所以当发生灾害的时候,商业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是囤积居奇,坐看穷人饿死,商人获得超高利润。结果就是商业造成了缺乏社会竞争力的穷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来。

    可政治驱动的资源调配行为,却是救济,不考虑成本,而是考虑一个底线,那就是让人尽可能的活下去,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竞争的,去优胜劣汰的,保护了低效,保护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业更讲道德。这就是为什么讲究道德的儒家思想,会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后紧密结合在在一起的深层原因。

    但如果社会长期的的政治化,缺乏商业驱动,竞争就会不足,缺乏活力。低效的,衰弱的成份会一点一点的积累下来,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弱化。从人的角度来讲,中国长达几千年的这种政治化组织方式,保护了弱者,也保留了低效。

    弱的不是人种,而是思想意识,是认知观念。所以中国文化中,会出现依赖群体,盲从等等特征。当灾害发生的时候,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而是抱团取暖。就连这个政治化社会的商业文化,也不喜欢竞争,商人更喜欢在政权的庇护下做生意,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还是扬州的盐商,或者是山西的票商,所有人都把维持跟政府,跟官员的关系,看作重中之重。这就是思想观念的弱化,是长期被强力组织保护的后遗症,产生了大批巨婴。

    相比在商业文化的高竞争状态生存下来的西方人,思想观念中的竞争意识十分强烈,非常具有冒险精神,具有独立个性。

    单个人的冒险精神和竞争意识对比还体现不出来,可如果千千万万人的差别加在一起,区别立刻就体现了出来。

    近代中国和西方国家都有海外开拓的情况,比如中国的下南洋,西方的大航海,区别是西方人是主动的,中国人是被迫的。西方开拓海外殖民地,上到贵族、学者、官员,统统加入到这样一个事业中来,中国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实在活不下去的穷人被迫的选择。于是西方人海外开拓时,他们去征服,去学习,去统治,中国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谋生!

    对于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强,独立个性弱的特点,周琅是清楚的,深层原因他到没有多少研究,但他觉得竞争意识强一些,绝不是什么缺点。

    所以他觉得给中国社会中注入竞争意识,更多采用商业,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剂资源,会让这个社会更加高效,更具活力,更有激情,然后才能杀出国门,闯入大航海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和西方人搏杀。

    因此将财政制度,从传统的农业税为主,转变为商业税为主,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但在这些方面,周琅发现他跟王辅茞完全不是是一个时代的人,跟对方完全讲不明白,他知道他找错人商量了。

    至于说王辅茞反对,现在谁还能反对的了周琅,即便王辅茞有文官之首的地位,周琅想做什么,他也无法干涉。

    想到这里,周琅所幸不跟他商量了。

    “就这样决定了。每个县都派一个税官,由海关派遣人员。以目前在港口实行的方法,开始全面征收商税。”

    目前各大港口上实行的税收制度,除了对茶叶开征关税之外,还有根据门脸长度征收的商铺税,根据船次征收的出入港税,都是非常简单,一目了然,作弊困难的征税方式,因为征税的对象都是一些死的,固定的对象,船只进港交进港税,不管船只大小同样税额,出港交出港税,同样不管大小,同等税额;商铺税,根据门脸长度征税,门脸总不会变的,丈量登记之后,就是固定的,而且一条街拉条尺子,总税收就出来了。

    所有的收税方式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非常容易进行监督,制定这种税制的目的也就清楚了,那就是宁可少征税,也要堵住贪腐的任何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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